原创

回忆如今?回忆过去,

财政担负,直累民福,外债侵逼,尤伤国权,议案成立,特事严谨,众院赞可,宪尤著明;袁乃私立外约,断送盐税,换借外赀二千五百万镑,厉民害国,不经众院,暧昧挥霍,不事报闻,蔑视通宪,为逆已甚,其罪六也。国有元首,政俗式凭,行系国华,止为民范;袁乃知除异己,不自爱重,阴遣死士,狙杀国党领袖宋教仁,以元首资格,为谋杀凶犯,既辱国体,又诒外讥,国家威严,因以扫地,其罪七也。共和之国,建础为公,民意所在,亦曰神圣,百尔职司,义宜退听,国会初立,人民望治;袁恐政制严明,不获罔逞,乃私拨国帑,肥养爪牙,收买议员,笼络政客,用以陷辱国会,迷夺众情,使议政要区,化为捣乱之场,法案迁延,借作独裁之柄,其罪八也。元首登选,国有常经,揖让讴歌,盛德固尔,抑共和定疑,国宪崇废,悉于是觇,世法懔懔,斯为第一;袁于临时任满正式更选之际,鄙夫患失,至兵围国会,囚逼议员,使强选总统,以就己名,致元首尊官,成于劫夺,共和大宪,根本动摇,国是益以危疑,后进难乎为继,其罪九也。国民代表,职司立法,非还诉民意,毋得断阏;袁于总统既获,复虑旁掣,辜恩反噬,遽为枭獍,乃假托危词,罗织党狱,滥用行政权,私削议员资格,用以鸩杀国会,并吞立法部,使建国约法,由是推翻,元首生身,等于孽子,其罪十也。国家组织,法系严明,苟非选民,焉能造法?袁于戕杀国会之后,妄以私意召集官僚,开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冒称民意,更改约法,摹拟君主,独揽大权,使民国政制,荡然无存,澔澔新邦,悬为虚器,其罪十一也。民国肇造,本以图存,时风所迁,民强则兴,发挥群能,腾达众志,公私权利,宜获敬尊;袁乃倒行逆施,黜民崇吏,既吞立法,复尽灭各级地方议会,密布游探,诬扳党狱,良士俊民,任意捕杀,人民权利,全失保障,致群生股栗,海内寒心,毒吏得以横行,民业日以凋敝,民力壮盛,有如捕风,国势颓隤,益以卑下,其罪十二也。
盛宣怀手握电报资源,对胡雪岩的财务状况了解得一清二楚,他敏锐地意识到,最佳的时机已经到来,和这个老对手斗了近十年,这场战争已经到了最后一次进攻的时候了。于是他亲自来到上海,利用李鸿章的官威使上海道台邵友濂答应,将这笔协饷往后拖20天。
这场火烧连营的好戏演得干净利落,挑不出一点毛病,让英国人想抗议都没地儿诉苦。生生气得英国总领事巴夏礼吹胡子瞪眼睛,也徒叹奈何。
个人发通电,也不是没有先例。民国狂人袁希洛就曾经自己掏腰包去通电骂孙传芳,不过那只是偶一为之。唯独这位老先生,发通电如同吃饭喝水,颇有些“有意见要通电,没有意见制造意见也要通电”的精神头儿。甚至袁世凯提出祭祀孔子的时候,他也要发封电报给黎元洪和段祺瑞,提出祭孔一定要行跪拜礼,喊出“中国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用”的论调。
执政府认定北大学生运动幕后肯定有人支使,理由很简单:“穷学生怎么可能负担得起通电费用!”可见通电之事,实在是烧钱的营生。
于是,老佛爷也学起经元善,开始用电报来玩政治手段了。
雷诺是个洋人,不曾想到为自己算上一命。他不知道就在自己架线的同时,一位本来在南京“遇缺即补”的道员已经领了苏松太道的职衔,悄然赴沪了。而这一位道员,将会是他命中的一位大克星。
如果恒宁生知道自己的翻译日后是这么厉害的一个角色,不知在谈判桌上是否还能坐得住。
所谓的“扁平的世界”和“世界村”当然都是综合意义上的论述,它包括了太多太多的含义和内容,例如交通的发达,经济结构的改变等等,但是从历史的发展和根源来追溯的话,首先开始从基础上改变我们生活的,是通信手段的进步。
最后长辛店一战,奉系大败。两军阵前的通电战争把胜负之势放大了十倍,吴佩孚的个人声望也因此达到了巅峰。乃至有人说奉系不是被吴佩孚打退的,而是被骂败的。
在电报码的附近,是译好的中文,每四个数字上就有一个手写的汉字在那里。当时的电报译员最繁重的工作,就是要靠人工逐字逐句把电报码翻译过来。
吴佩孚在通电里搂草打兔子,顺便还把主战的张作霖捎带上,说奉系跟皖系卿卿我我,大军入关,也不是个好鸟。张作霖在东北作威作福惯了,被一个师长骂到头上焉能不反击?他联合倪嗣冲先后跳出来,先指责吴佩孚飞扬跋扈,目无纪律,又说曹锟是他顶头上司,这事儿肯定是他策划的,不然一个小师长哪里有这种胆子。结果吴佩孚没慌,曹锟却被这两通电报搞得手忙脚乱,被迫通电辩护。这个误会一直持续到直奉战争行将开打的时候,张作霖还愤愤不平地发通电,说“曹使养电、吴氏马电,相继逼迫”,赫然把无辜的曹锟搁到了首谋的位置。吴佩孚靠着大树,反而没受什么风波。
后来电报局日渐增多,不再是一省甚至几省一局了,形成了一个网络,基本上大、中城市都设置了电报局,小城还设置一些代办所,发报的费用有所下降。于是中国电报局统一了收费标准,按“路有远近,费有等差”的原则制定,改为同府、同省、出省三种递加的计费办法,明确规定华文明语每字,本府城内收银元5分,省内1角,出省每逾一省加收2分,比如天津至通州,每字一角,到清江一角一分,到上海一角五分等等。加急电报按普通电报三倍收费。华文密码及洋文加倍收费。前面提到刘铭传修的那条闽台电缆,因为是海线,所以比较贵,每个字收费两角洋钱,以当时的时价可以买一斗米。
大北公司这条海线若是上不了吴淞口的岸,就等于完全作废,重蹈大东公司的复辙。眼见铺了2000多海里的海底电缆真要打了水漂,出钱的和干活的都急红了眼。最后英国、俄罗斯、丹麦三国的臭皮匠凑到一起,真给他们想出一个气死诸葛亮的计策。这次又是大北公司出的主意,这主意也不新鲜,叫做暗渡陈仓。
盛宣怀于是为李鸿章谋划:不妨就让左宗棠去当这个先锋,趟这摊混水,我们只管做好基础建设的准备。等到左宗棠和守旧派斗得两败俱伤、师老兵疲之际,我们再拿出更可行的方案收拾局面,前人种树,后人摘果,岂不快哉!
康有为看到光绪心意已定,只好把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等弟子召集过来商议,这些学生也都纷纷劝老师外出避祸。康有为很犹豫,因为他们正在策划兵变,想借袁世凯的新军杀掉在天津的荣禄,然后包围颐和园,囚禁慈禧太后。在这关键当口,主脑人离开不大合适。谭嗣同说老师你先离开,具体筹划有他们这些学生负责。康有为表示好歹把袁世凯拉拢过来,他走也走得放心。当时袁世凯已经与维新派走得很近,维新一党受光绪衣带密诏的时候,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也在侧,只是他本人从来没表明过立场,让康有为很不放心。

康有为作为维新首脑,是慈禧太后点名要抓的重要人物。步兵统领衙门在政变后第一时间包围了他在宣武门外的南海会所,结果只在厕所里搜出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崇礼又派人去捉梁启超,结果梁启超也在伊藤博文的庇护下躲进了日本使馆。最后只抓获了谭嗣同、林旭等六人。
要知道,一名毫无科学基础的画家想去研制当时已经算是高精尖技术的电报,其难度绝对远远大于我们今天大学生文科转理科,更不要提莫尔斯那一年已经41岁了。但是成功者与凡庸者的区别,不在于他们智力上有多大的差距,而在于他们有没有勇气和毅力把自己的构想付诸实施。
饶汉祥是从武昌起义的通电开始出名。在此之前,电报内容大多言简意赅,纵然有篇幅很长的,也是有事说事。大家觉得电报就该这样,堆砌辞藻在上贺表、写奏折、拜寿帖的时候才用得着。而饶汉祥独辟蹊径,开创性地把骈文和全国通电结合到了一起,让骈文的独特魅力借助通电这种高效通讯手段大放异彩——当然,他也是傍到了有钱有势的主子,否则哪家的钱经得起这么折腾。
世人皆知,洋务运动在清朝中央的倡导者是恭亲王奕䜣,而在地方官员的代表人物则是李鸿章。也正因此,行六的奕䜣被保守派骂作“鬼子六”,而行二的李鸿章,则被讥讽为“李二先生是汉奸”。不管是汉奸也罢,还是洋务领袖也罢,也不管是出自公心还是私意,李鸿章在发展“洋务”方面,的确还是不遗余力的。
这起中国与大北公司的争端甚至惊动了万国电报协会。该协会觉得这种事不利于国际电报业的长治久安,打算把中国也吸收进去作会员国。盛宣怀却不干,他的理由非常简单:“人家都是玩了几十年的老油条,咱们现在经验不足,贸然掺和进去,就得按照人家的游戏规则走,到时候自己吃亏。”(盛原文:“现在中国创办未久,虽规模初具,然未便遽行入约,一切电报交涉事件,须按万国通例办理。恐未得其利益,先被其掣肘。只有坚守自主之权,不为侵占,将来再行斟酌。”)
开工之前,他既不向官府申请,也不请示英国领事,而是自己甩开膀子,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沿着川沙厅(今上海浦东)小岬到黄浦江口金塘灯塔间偷偷摸摸建起了一条专用电报线路,长达21公里,光是电线杆就立了227根。
部里和各省有矛盾,尚书和侍郎之间有矛盾,下边的主管、职员又分成好几个派系,邮传部内部可谓山头林立,一潭水深不可测。邮传部存在的时间是1906年到1912年,短短6年时间,一把手换了13次,最短的一个任期不到半个月。好事的人甚至传言,邮传部的位子坐上去不吉利。这个当然是迷信的说法,其根本原因,还是内耗太消磨人了。第6任尚书、曾经做过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深知其中三昧,他曾经长叹道:“邮传部事难办在权限不一,即用人犹如此掣肘,况兼交涉更须与外务部合办,无怪历任尚书无久任者。”
而盛宣怀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先是邀请郑观应出山——这位曾写出惊世著作《盛世危言》的郑观应也是位大大的牛人,他的事迹容后再叙——北洋添一干才,盛宣怀得一强力臂助。接着购买电报器材,并在李鸿章的势力范围内,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与天津之间架设了一条短途电报线进行试运营,这也是在中国大陆境内,由中国人正式设立的第一条电报线路。
1.公开证实外国公使是否还在世,如果还在,他们的现状如何。
电报在中国也是惨淡经营。曾几何时,电报是华夏大地辐射最广最远的通讯手段。而随着时代进步,目前全国只保留了8个电报中心。现在的北京电报大楼这栋建筑的名字,已经名不副实,根本看不到电报业务的窗口了。
还有一个通电是在武昌起义之后。当时起义军急于把起义成功的消息散发全国。湖北军政府军事顾问兼联络使的蒋翊武拿着电报稿交给汤化龙审阅。汤看了一遍,说你们想发通电给全国很难啊,这是明码,在电报局就会被清廷截留,只能用密码。蒋诩武忙问他哪里可以弄到密码。汤华龙告诉他,总督瑞徵逃跑的时候,扔下一个八省土膏捐大臣柯逢时。他手里有一份密码本,可以用来发通电。于是蒋去柯逢时那里弄来密码本,汤随即联络汉口的俄国领事,请俄罗斯人代发电文,由是通电全国。
可没想到的是,吴佩孚这小子放的原来不是麻雷子,而是二踢脚。没等大家搞清楚缘由,吴佩孚又出了第二招。他发了一封敦促冯国璋进行南北和谈的通电,史称马电。在这封通电里,吴佩孚敦促冯国璋履行总统职责,下令全国罢战。
这封电文的手笔出自黎元洪的秘书饶汉祥,此人事迹容后详叙。总之这份电报文笔斐然,废话连篇,绕来绕去中心思想只有一句:“张振武是坏人,请总统把他给杀了吧。”要说袁世凯也是够辛苦的,他堂堂一代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刻却作起了电报生的工作。这封电文差不多有600多字,而且全是加过密的,要逐字对照密码本翻译,其效率可想而知。何况袁平时日理万机,哪里有时间来练习译电,手法格外生疏。这一译,一直译到了次日清晨,才算是译完。梁士诒在外面都快困得不行了。
另外一个传说是关于胡适的。有一回他在北大给人讲课,免不了颂扬白话文几句,有学生起立质疑。于是胡适说前两天有人邀请他去作行政院秘书,被他推辞。他让学生以此事为例,让他们以文言文拟一封推辞电报。其中一封用字最少的文言电报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大笔一挥,用白话文只写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等到他们派人打听出了郑观应的底细,差点给吓得一溜儿跟头。
饶汉祥是湖北广济人,当过举人,还去日本留过学。回国以后一直不得志,直到武昌起义的时候,他被彭汉遗推荐去给黎元洪作秘书,这才一跃成名。
一直到开尔文勋爵(又名威廉·汤姆逊)改进了无定向反射电流计、发现了正负电流发报规律,电报的传输速度才有了提高。后来经过科学家不懈努力,这个技术难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但成本仍旧相当高昂。
相比之下,李烈钧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在二次革命的时候被北洋军打得头破血流,密码本落到袁世凯手里,袁世凯立刻查到了他和国会内国民党议员企图武力反袁的密电,以此为借口解散了第一届国会。可见这种电报加密的方式在清末民国确实相当流行。
到了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俄军在烟台至东北的牛庄架设起来无线电台,来指挥作战。保持“局外中立”的清政府受此影响,斥巨资购买了7部马可尼式无线电机(每台约白银2000两),安装在北京附近的南苑以及几艘海军舰艇上,其功能不问可知,也是军事所用。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种规矩叠屋架床,啰嗦得很,但对于那时候的人来说却是恰到好处。那会儿能接触到电报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都是科举出身,除了四书五经还得懂诗词歌赋。

盛宣怀身为天下豪商,眼光独到,也因此始终对电报有一份特殊的关爱。1883年前后,盛宣怀兼任金州矿务局总督办,负责对辽宁金州铁矿的勘探和开采。但金州的矿务工作进展缓慢,难以短期投入生产,正巧在此时,闽、粤两省电线铺设费用告急,面临停工的危险,盛宣怀当即决定,将“暂挪金州矿款十余万金以济急需”,把金州矿务局的款项挪到电报线路建设上去了。这件事被查出后,清廷认为盛宣怀“办理含混,铺张失实”,差点被降职调用,幸好左宗棠虽然和李鸿章不对付,但也知道盛宣怀是个难得的洋务人才,上疏为他开脱。再加上负责调查此事的曾国藩之弟曾国荃认为“挪矿股归入电股,皆据一再禀详,移缓就急,亦尚非有意含混。且苏、浙、闽电线之成,皆得该道移矿就电之力,于军务裨益犹大”,不但无过,而且有功。因此盛宣怀降二级留任,没有被调职。

然而,在辛辛苦苦稻粱谋的同时,不要忘了,他们心中另有一片广阔天地。没有功利的企图,没有肮脏的目的,完全出于对生命的热爱,完全出于心灵的渴望,他们燃烧着才华,闪射着光芒,做着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做着对历史有益的工作。

不过是某某人死了,通知某某人而已。老报务员已经忘了电文开头的几个字:“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机器嗒嗒地响着,他边听边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平静地坐在那里,已经有点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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