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断无义之友,

1896年9月23日,孙中山乘坐白星航运公司的麦竭斯底号客轮(S.S.Majestic)跨过大西洋,抵达利物浦,然后坐火车在10月1日到了伦敦。他的打算是在英国盘桓几日,然后再去巴黎考察农业。孙中山开始住在赫胥旅馆,后来应他老师康德黎的邀请,在霍尔旁区附近的沃里克小巷租了一间公寓,甚至还改了一个名字,叫陈载之。
这可就苦了那些在中国作生意的外国人。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以前大家都没电报,日子也就凑合着过来;现在欧洲大陆电报密布,偏偏这个老大帝国不进盐酱,让习惯了现代文明的西洋商人们大为不满。
可惜国际政治,不是靠小聪明就能掌控的。据说几个国家的外交人员拿着这几封大同小异的电报一对,笑得“为所颠倒”,笑完了,又不禁感叹这位满清的最高统治者实在是不可理喻。各国外交人员把电报转回国去,压根没有几家政府当回事。慈禧翘首以望,却是石沉大海,一封回电都没有。几个老牌强国根本懒得搭理这个无知昏庸的老妇人。
1900年6月21日,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宣战诏书》,同时向12个国家宣布开战,史无前例。宣战后,清廷将《宣战诏书》转电各地,并命令沿江、沿海各省“召集义民”、共御外侮。
后来的事态发展,完全证明了盛宣怀的判断。左宗棠和反对派在朝堂之上各执一词,争执不下,而慈禧太后的心思当时正放在如何从日本手中夺回藩国琉球一事上,被这些人吵得烦了,索性各打五十大板,将电报一事搁置不议。左宗棠一场辛苦毫无所获,怏怏地奔赴两江上任。胡雪岩经此挫折,也只好偃旗息鼓,将精力转回他的老本行——钱庄和茶叶、蚕丝生意上去了。
所以民间的商人和普通百姓,都曾多次呼吁电报能够降价,但毕竟这玩意是绝对的垄断经营,民间呼声虽高,终究也是白搭。
话说从头,盛宣怀当年挫败胡雪岩染指电报事业的意图,并得到清廷的允许后,开始着手建立电报总局,并拟定《开办自津至沪设立陆线电线大略章程二十条》,委托大北电报公司向国外订购电信器材,为建设津沪电报线路作准备。光绪七年(1881年)冬,津沪陆线竣工,李鸿章奏派盛宣怀为天津电报总局总办,并任郑观应为电报上海分局总办。
孙中山一贯关注欧美时局,对这段历史知之甚详。他便对柯尔说:“你听过土耳其苏丹屠杀亚美尼亚人的事么?”柯尔点头,孙中山见他面露厌恶,知道这次算是赌对了,趁机说:“土耳其苏丹不喜欢基督徒,所以就对他们进行屠杀。其实我也是一样,我是中国的基督徒,希望能够在中国进行改革,可中国的皇帝敌视基督徒,所以指使爪牙来迫害我。你们同情亚美尼亚人,那么也应该同情境况相同的我才对。”
他跟盛宣怀也是旧识。第三节里曾讲到朝廷在修长江支线的时候,盛宣怀伙同大北公司陷害胡雪岩,当时大北公司派去与盛宣怀一起秘密商议的代表,就是这位恒宁生,双方合作得非常愉快。
饶汉祥的风格与黎元洪非常搭调。他最喜欢读《出师表》,所以文风总带点诸葛亮式的悲壮慷慨,与黎在民国的心境十分相似。黎元洪这一辈子先被袁世凯欺负,又被段祺瑞和徐树铮欺负,被张勋利用,又被曹锟和吴佩孚耍,心有不甘也无可奈何,可以说是一肚子苦水。
早期的电报以直流传输于架空单线铁路,以地气完成回路,不能跨越海峡或远涉重洋。1850年,第一条水线跨过英吉利海峡,和法国连接到了一起,并产生了一个新的英文单词cable——海底电缆。
其实双方的争执焦点其实在于战、和二字而已。举国已经人心厌战,吴佩孚抢占了道德制高点,自然无往而不利,几次通电交锋下来,单纯的老百姓就看出一点:“段、张要打仗,吴要和平”,人心所向不言而喻,甚至送了吴佩孚一个“爱国将军”的称号。
世人皆知,洋务运动在清朝中央的倡导者是恭亲王奕䜣,而在地方官员的代表人物则是李鸿章。也正因此,行六的奕䜣被保守派骂作“鬼子六”,而行二的李鸿章,则被讥讽为“李二先生是汉奸”。不管是汉奸也罢,还是洋务领袖也罢,也不管是出自公心还是私意,李鸿章在发展“洋务”方面,的确还是不遗余力的。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列强的环逼之下,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新思想、新制度的冲击,已经逼得这个老大帝国必须要做出改革以求得基本的生存能力了,这也正是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所提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还有一个通电是在武昌起义之后。当时起义军急于把起义成功的消息散发全国。湖北军政府军事顾问兼联络使的蒋翊武拿着电报稿交给汤化龙审阅。汤看了一遍,说你们想发通电给全国很难啊,这是明码,在电报局就会被清廷截留,只能用密码。蒋诩武忙问他哪里可以弄到密码。汤华龙告诉他,总督瑞徵逃跑的时候,扔下一个八省土膏捐大臣柯逢时。他手里有一份密码本,可以用来发通电。于是蒋去柯逢时那里弄来密码本,汤随即联络汉口的俄国领事,请俄罗斯人代发电文,由是通电全国。
所以清廷先是把电报线路由“商办”收赎为“官办”,后来更是提出,要“省电归部”,进一步加强电报的中央集权。邮传部先后上了《拟将各省官电归并部办折》和《遵旨将各省官电归部办理谨酌拟办法折》,指出“伏维电报之设,义重交通,必须有居中驭外之枢机,乃能收指臂相联之实效。考诸东西各国办理电报,靡不集权中央,用能界限分明,事权归一。中国电报向系官商分办,商电业经臣部收回,官电仍由各省自办,彼此畛域不能划一”,认为“应将各省官电统归臣部管理,以一事权,而便统筹”,请求将本来由各地督抚管理的电报分线收归部有,进行统一管理。

这一篇通电也确实是好文章,雄浑大气,跌宕起伏,用典精致。读罢只觉得黎元洪真是民国第一伟人,谁又能想象他在武昌起义时惊慌失措的可笑表现。
这事要从张振武说起。张振武是武昌首义元勋,他在起义之时,反对把时任都督的黎元洪推出来当领袖,两人怨恨从那时就已经积累。民国之后,因为在沪购买军火、编练新军、楚望台军械所守兵哗变等一系列问题,张振武和黎元洪龃龉频生,两人在湖北政坛勾心斗角,积怨日深。到了1912年的时候,黎元洪和张振武已经是闹得不可开交,势同水火。黎元洪遂动了杀心,只是碍着张振武的声望太大,不敢有太明显的动作,便设下一个调虎离山之计。
盛、胡两人的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随后的两年里,虽然两人明面上没有大的冲突,但双方都攒着一股劲。在胡雪岩这方面,是敌人势大,不得不暂时避其锋芒;在盛宣怀,是在耐心地等待一个最佳的机会,准备一击决定最后的胜负。
眼看胜利就在眼前,沈从文又拿出了死缠烂打的老办法。当时正在青岛大学任教的他在巴金的指点下,风尘仆仆赶到了苏州,还背了一大包的文学名著和一对精致漂亮的书夹准备送给张允和。
我已习惯了记者赶稿的节奏,年轻时伏案奋战,一个馒头一个苹果,一口气下笔洋洋数千言。可我发现儿子写书的进度相当缓慢,又不敢多问。后来看到成稿,方才明白,两位作者不是在抒情,不是在编故事,他们是在修史,是在做学问。
〖维中华民国五年元旦,云南中华民国护国军军政府,都督唐继尧,第一军司令官蔡锷,第二军司令官李烈钧檄曰:
介绍完了盛宣怀和胡雪岩围绕着电报展开的这一场龙争虎斗,我们掉回头来重新梳理一下盛宣怀在电报事业中的助力和重要地位。
1881年,盛宣怀家中有事,请假回南方。恰巧此时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清政府命在籍守制的李鸿章赴天津部署军事,李鸿章也急招盛宣怀销假回津。由于牵涉到中日两国在朝鲜利权的争夺,各国对此事都很关注。壬午兵变期间,由于现有的通讯方式效率太低,英、法、德、美各国纷纷要求清廷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还要求添设由上海至广东各口及宁波、福州、厦门、汕头的海线。
电报刚传到中国的时候,都是外国人在使用,这个问题还不算太明显。可当电报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以后,中文电码的严峻性就凸显出来了,总不能让中国人在中国也用英文互相发电报吧?那时候的形势有点像电脑刚开始在中国流行开的时候,一批人叫着“汉字不亡,中国必亡”;还有一批人玩命地琢磨汉字编码。如豆的油灯之下,不知道有多少王永民挥汗如雨地琢磨着。
甚至为了抓料,他敢带着自己的夫人汤修慧去逛八大胡同的窑子。汤修慧是江苏人,能跟窑子里的南班姑娘交谈,听她们诉苦。凭借这个情报渠道,邵飘萍从曹锟的亲信李存青那里挖出了曹锟贿选大总统的重大新闻,在《京报》上以头版登出。曹锟大怒,下令查封《京报》,通缉邵飘萍。后来《京报》复开,邵飘萍在北京闲不住,一人一车单枪匹马去了山西给阎锡山作专访——要知道,那会儿兵荒马乱,可不像现在有石太高速公路。
世人皆知,洋务运动在清朝中央的倡导者是恭亲王奕䜣,而在地方官员的代表人物则是李鸿章。也正因此,行六的奕䜣被保守派骂作“鬼子六”,而行二的李鸿章,则被讥讽为“李二先生是汉奸”。不管是汉奸也罢,还是洋务领袖也罢,也不管是出自公心还是私意,李鸿章在发展“洋务”方面,的确还是不遗余力的。
1908年,出于发展电报业的考虑,费用再次下调,减了20%。以福建为例,从福州发往直隶的费用是每个字两角二分银元,发往江苏是每个字1角6分银元,发到蒙古最贵,4角银元才能发1个字。
电报线建成之初,利富洋行掌情报先机,屡屡得手。雷诺铺线有功,大是春风得意,不免有些头脑发昏。别人每每恭维几句,他免不了吹嘘几句电报的功劳,一来二去,利富洋行私设电报的事就传到了那位新任苏松太道的耳朵里。
在清室尚未向各国宣战之前,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时任铁路大臣的盛宣怀等人就在一起秘密商议过对策。一向善于利用电报的盛宣怀自然也不可能放弃自己最为有利的阵地和武器,电报也随之再次走进了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扮演了重要道具的角色。
如前文所叙,惠斯通所发明的五针电报机天生就有字母缺失这么一个致命缺陷,这个弱点在哈丁凶杀案中暴露无余。虽然这款机器因哈丁案曝得大名,却始终无法真正广泛流行起来。惠斯通曾经下过大力气进行过改进,可惜问题出在基础理论上,他的改进工作治标不治本,一直无法根除。
盛宣怀身为天下豪商,眼光独到,也因此始终对电报有一份特殊的关爱。1883年前后,盛宣怀兼任金州矿务局总督办,负责对辽宁金州铁矿的勘探和开采。但金州的矿务工作进展缓慢,难以短期投入生产,正巧在此时,闽、粤两省电线铺设费用告急,面临停工的危险,盛宣怀当即决定,将“暂挪金州矿款十余万金以济急需”,把金州矿务局的款项挪到电报线路建设上去了。这件事被查出后,清廷认为盛宣怀“办理含混,铺张失实”,差点被降职调用,幸好左宗棠虽然和李鸿章不对付,但也知道盛宣怀是个难得的洋务人才,上疏为他开脱。再加上负责调查此事的曾国藩之弟曾国荃认为“挪矿股归入电股,皆据一再禀详,移缓就急,亦尚非有意含混。且苏、浙、闽电线之成,皆得该道移矿就电之力,于军务裨益犹大”,不但无过,而且有功。因此盛宣怀降二级留任,没有被调职。
“饶体”的通电在民国引起了模仿狂潮,我们如今翻那些通电文,大部分是长篇累牍、四骈六丽,都是饶汉祥起的头。广州《七十二行商报》就曾模饶汉祥的笔法,连续伪造了黎元洪论国事的通电,也是骈四俪六,煞有其事,居然真假难辨。
财政担负,直累民福,外债侵逼,尤伤国权,议案成立,特事严谨,众院赞可,宪尤著明;袁乃私立外约,断送盐税,换借外赀二千五百万镑,厉民害国,不经众院,暧昧挥霍,不事报闻,蔑视通宪,为逆已甚,其罪六也。国有元首,政俗式凭,行系国华,止为民范;袁乃知除异己,不自爱重,阴遣死士,狙杀国党领袖宋教仁,以元首资格,为谋杀凶犯,既辱国体,又诒外讥,国家威严,因以扫地,其罪七也。共和之国,建础为公,民意所在,亦曰神圣,百尔职司,义宜退听,国会初立,人民望治;袁恐政制严明,不获罔逞,乃私拨国帑,肥养爪牙,收买议员,笼络政客,用以陷辱国会,迷夺众情,使议政要区,化为捣乱之场,法案迁延,借作独裁之柄,其罪八也。元首登选,国有常经,揖让讴歌,盛德固尔,抑共和定疑,国宪崇废,悉于是觇,世法懔懔,斯为第一;袁于临时任满正式更选之际,鄙夫患失,至兵围国会,囚逼议员,使强选总统,以就己名,致元首尊官,成于劫夺,共和大宪,根本动摇,国是益以危疑,后进难乎为继,其罪九也。国民代表,职司立法,非还诉民意,毋得断阏;袁于总统既获,复虑旁掣,辜恩反噬,遽为枭獍,乃假托危词,罗织党狱,滥用行政权,私削议员资格,用以鸩杀国会,并吞立法部,使建国约法,由是推翻,元首生身,等于孽子,其罪十也。国家组织,法系严明,苟非选民,焉能造法?袁于戕杀国会之后,妄以私意召集官僚,开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冒称民意,更改约法,摹拟君主,独揽大权,使民国政制,荡然无存,澔澔新邦,悬为虚器,其罪十一也。民国肇造,本以图存,时风所迁,民强则兴,发挥群能,腾达众志,公私权利,宜获敬尊;袁乃倒行逆施,黜民崇吏,既吞立法,复尽灭各级地方议会,密布游探,诬扳党狱,良士俊民,任意捕杀,人民权利,全失保障,致群生股栗,海内寒心,毒吏得以横行,民业日以凋敝,民力壮盛,有如捕风,国势颓隤,益以卑下,其罪十二也。
借着收归国有一事,袁世凯入主电报总局,盛宣怀退避三舍。不过毕竟电报总局是盛宣怀、郑观应、经元善等人一手打造,他们的势力已经浸透在电报总局中了。北洋、洋务、商人各派别互相勾心斗角,这个情况到了成立邮传部后,也没有多少好转。
慈禧随即想,列强之中最强的,无过于英吉利国。何况英吉利国当时是女王当政,或许能与慈禧有些共同语言,便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也发去一封电报:

清朝官员不是傻子,南洋大臣李宗羲派人来责问,洋人们振振有词:我们没违反终端上陆的规定啊,你看这线还在水里泡着呢,还算海线!中方官员心想,别扯淡了,这江南水系都是纵横相连,要按你们那标准见水就算,电报线能一口气修进阳澄湖去,以后我们大闸蟹还吃不吃了?

恰好这个时候,胡雪岩向汇丰银行所借的一笔款项到期,需要偿还本息共80万两。这笔钱本不是胡雪岩私人所用,而是由他做中间人向外国银行所借,还款的时候也是由他出面为国家先行垫付,再由各地财政给他补上。若在平时,这80万两银子还不在胡雪岩眼里,随手就垫上了,但无奈此时青黄不接,他也只好眼巴巴地盼着上海的协饷能尽快到账了。

至于李希杰,他因未译电报而耽误了捕拿康有为的行动,慈禧太后得知后十分震怒,批了一个斩立决——他当初在烟台租界勘界时为洋人作伥,坏事做尽,这也算是一桩报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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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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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千能
如果只看合乎自己口味的书,
挂有

一辈子!高兴不外是给伤口找一个笑着堕泪的托言;

还要
哪怕是很愚蠢的,
郑双莉
不经过长时间的接触是很难成为亲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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